2018年10月30日，新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歲，大俠遠行，江湖淚雨紛飛，引發(fā)普遍性的哀悼。許多人甚至感嘆，隨之而去的還有我們這代人的青春記憶。

而鮮為人知的是，金庸本是一位地道的法律人，一生也頗有法律事功，而其武俠作品也留下與法律的復雜糾結。

法律人金庸

1944年，金庸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1947年又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學國際法。這是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被稱為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比較法學院之一。金庸后來留下很多專業(yè)的法學論文。

抗戰(zhàn)結束后，日本對華賠償問題久久未決。金庸就此寫成《日本賠償問題》專論，刊于《半月新聞(杭州)》創(chuàng)刊號(1947年)，后收錄于《東吳法學先賢文錄·國際法學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新中國建國前后，金庸又寫了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chǎn)權》，闡明新政權對海外資產(chǎn)的所有權，用法律維護國家利益，得到著名法學家、外交部顧問梅汝璈先生的賞識。2000年，金庸在岳麓書院的講座中專門說過“我研究羅馬史，很多很多時間去看羅馬的法律，叫《羅馬法》。講羅馬公民的權利怎么樣……”足見對法律的思考伴隨其終生。

1985年，金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后成為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成為香港基本法的立法者之一。

他還留下一些記錄立法過程的詩歌，如“法無定法法治離，夕改朝令累卵危。一字千金籌善法，三番四復問良規(guī)”。他將香港繁榮的原因濃縮為“自由+法治=穩(wěn)定+繁榮”的簡明公式，一再高揚法治是香港的品牌。

武俠與法律是一個極為糾結的話題。一般人會引用韓非子的“俠以武”，認為武俠是典型的反法治之作。在表面上，這一判定當然也是成立的，武俠確實是一個反規(guī)則、反法治的世界。在江湖里，充斥著血親復仇、俠客救濟、暴力殺戮、血腥爭奪……各種元素應有盡有，但肯定沒有所謂的法律。

但另一方面，如果放寬法律的視野，不恪守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將法律做廣義的理解，也會發(fā)現(xiàn)金庸小說中有著豐富的法律文化資源，也是一種法律之問。

張揚正義與公平的法律價值

正義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古羅馬法學家有云，“法律乃正義與不正義的學問”。武俠小說之所以流行，最主要的原因是滿足了人們的正義想象，特別是當制度失效時，人們只能寄希望于江湖俠客來實現(xiàn)正義。

在《倚天屠龍記》中，金庸借張無忌之口說：“有人一旦手掌大權，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間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終有一位英雄手執(zhí)倚天長劍，來取暴君首級，統(tǒng)領百萬雄兵之人縱然權傾天下，也未必便能當倚天劍之一擊。”(責任編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