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余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查處2550人，涉及金額2.5億元。

日前，在持續(xù)一年多、正進入收尾階段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一張中央首次曬出的“紅包”整治清單引發(fā)關注。

有專家稱，這張清單意義深遠，意味著年初中紀委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徑——將治理收送紅包禮金作為重點，已經(jīng)落實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說，“紅包”和購物卡一直被視為灰色收入，處于腐敗與人情的“曖昧”地帶。這是一種范圍很廣、影響惡劣的腐敗行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此有針對性地開展整治，從根子上尋求解決之道，在社會心理和一些制度難以覆蓋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動上交“紅包”禮金的干部說：“現(xiàn)在看來，過去那些被當作‘人情’的小錢，以后都會跟腐敗掛上鉤，不敢再隨便收了。”

官場“意思意思”積累5億元“紅包”

梳理這份成績單，從被通報的部門來看，金融、醫(yī)療、能源等監(jiān)管部門，以及部分地方領導班子人員頻頻涉事，“實權”部門及“實權”崗位成為紅包腐敗的高發(fā)區(qū)。

從金額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紅包”從幾百元到數(shù)萬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紅包”3300萬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數(shù)據(jù)表明，370人上交10萬余元“紅包”，人均不到300元。

“沒有權力的人不會收到紅包，紅包首先是對權力的靠近和腐蝕。”中央黨校研究室教授辛鳴認為，長期以來，這種官場潛規(guī)則一度登堂入室，領“紅包”辦事成了“明規(guī)則”。

“紅包”都是用來干什么的?

在黨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中央紀委負責人就曾表示，重點糾正領導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喬遷履新、就醫(yī)出國等名義，收受下屬以及有利害關系單位和個人的禮金行為，是2014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

“掌握審批權、有權對稀缺資源進行分配的部門，往往有收受紅包和購物卡的腐敗風險。一些人把收送紅包當做人情‘潤滑劑’，結果是搞壞了黨風，形成不良風氣和社會文化，形成極其惡劣的社會毒瘤。”蔡志強說。

被通報的案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保護費型”。比如，廣東省鶴山市委一常委曾“帶隊”拿“紅包”。2013年初，鶴山市委常委梁某帶領鶴山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盧某等12名市直機關單位干部，接受某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的宴請，并各收受該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贈送的1萬元紅包。

——“蛀蟲型”。上海市紀委通報，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間，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內(nèi)，浦東新區(qū)金融服務局以“會務費”等名義虛列支出，實際將公款用于購買購物卡和接待等，嚴重違反財經(jīng)紀律。

——“借機斂財型”。天津市紀委通報，其下屬郊縣干部楊某借女兒結婚之機，收受同事、朋友禮金8.9萬元。被紀檢部門勒令一一退還。

據(jù)了解，除了上述通報的案例，事實上，近來，在反腐高壓下，“紅包”新伎倆層出不窮。“包括‘微信紅包’在內(nèi)，一些新的腐敗載體隱蔽性更強，已經(jīng)成為紀檢部門打擊的新焦點。”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

記者采訪了解到，一些儲值購物卡仍在國慶期間公開銷售。記者在北京各大商場的門口仍看到，不時有人向顧客收購各種禮品卡獲利，他們的目標客戶通常是一些官員家屬和國企員工。而網(wǎng)絡上，可以作為“紅包”奉送的各種禮品銷售火暴。其中，亞馬遜、淘寶等知名電商網(wǎng)站在各地超市、便利店發(fā)售各種面值千元上下的禮金卡，在網(wǎng)站上就能消費使用，甚至還可轉賬。(責任編輯：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