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福島核泄漏事故似乎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事實上，麻煩的問題才剛剛開始。

國人對賠償問題的焦慮，大多因為對人道主義救援事宜的關注引而未發(fā)，但卻因為近日的一則爆炸性新聞而被點燃。坊間廣為散布的消息是，日本政府正考慮批準《核損害賠償補充公約》，這樣可以趕在中、韓公民在本國法院針對日本政府以及東京電力公司提起索賠訴訟之前，把案件的管轄權鎖定在日本本國法院。

其間的潛臺詞是，批準公約前中、韓兩國國內(nèi)法院對賠償訴訟有管轄權，但公約對日本生效之后，因為公約的規(guī)定，賠償訴訟的管轄權就只能由日本國內(nèi)法院來行使了。

記者也對我國國民索賠問題十分擔憂，但憂慮的重點卻不在于日本政府批準某個公約是否會對國人權利造成否定和限制。如果我們對《核損害賠償補充公約》稍有了解，就會發(fā)現(xiàn)，公眾間普遍蔓延的擔憂完全是一種誤解。

國際法對條約能否為國家創(chuàng)設義務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即條約于第三國無損益原則。通俗地講，就是除非條約的非締約國明確同意，否則條約不能對非締約國的權利施加任何限制。涉及核損害賠償?shù)膰�際公約還包括《維也納核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上述兩個公約都確立了核設施所在國法院的排他性管轄權的規(guī)則。但問題是，中、韓兩國從來都沒有批準過上述公約，日本政府批準與否與我何干？

因此，一個簡單的結論是：如果中國國民的索賠權是存在的，那么這種權利還將存在下去，不會因為日本政府批準公約而受到影響或限制；如果中國法院對賠償訴訟擁有管轄權，那么這個管轄權也不會受到影響和限制。

索賠權來自何處

中國國民的索賠權利以及中國法院的管轄權能否得到合法、合理的確證，似乎成為了一個問題。其實，索賠權利以及本國法院的管轄權是不言而喻的。

環(huán)境法上有一個流傳久遠的故事解釋了環(huán)境污染的受害者要求賠償?shù)姆�律根源�?930年，位于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特雷爾冶煉工廠在操作過程中排放了大量粉塵，粉塵隨著北風刮到了美國華盛頓州境內(nèi)。大量莊稼絕收或減產(chǎn)，森林、湖泊污染嚴重，美國人義憤填膺，抗議聲不絕于耳。美國政府與加拿大政府達成協(xié)議，將賠償爭議提交一個聯(lián)合仲裁委員會解決。盡管沒有證據(jù)證明加拿大政府有意參與了排污行為，但仲裁委員會認為責任還是應由加拿大一方來承擔。仲裁委員會認為：“根據(jù)國際法以及美國法律的原則，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這樣利用或允許利用其領土，以致讓煙霧在他國領土或對他國領土上的財產(chǎn)或生命造成損害，如果已產(chǎn)生嚴重后果并且那已被確鑿證據(jù)證實的話。”這一結論早已是國際環(huán)境法上的經(jīng)典論斷。

核試驗案的故事則在國家與國家關系的層面上解釋了受害國尋求救濟的權利。上世紀60年代，法國在南太平洋上空頻繁進行空爆核試驗，因為擔心核素進入大氣和水體最終對本國環(huán)境造成影響，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在聯(lián)合國國際法院起訴法國政府，要求其停止核試驗。后來法國總統(tǒng)和外交部長鄭重聲明，法國政府將不再進行空爆核試驗，因此這一案件最后被撤銷。但國際法院起初受理訴訟這一簡單的事實也表明，在國家關系的層面，受害一方要求污染起源國采取合理措施乃至提出索賠的權利，也是被確證了的既有國際法規(guī)則。

毫無疑問，針對東京電力以及日本政府，提出索賠的權利是確定的，這種權利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個人（包括公民個人以及公司、事業(yè)單位等法律實體）受到核污染的損害而要求賠償；另一方面，某些損害我們無法找到特定的個人受害者，但這種損害對于國家來說是確定無疑的，并且是長期的，有些甚至還是隱性的需要經(jīng)過長時間的潛伏才能顯現(xiàn)，中國政府對此無疑擁有采取行動的權利。

至于中國法院的管轄權，則是更加簡單的事情：環(huán)境損害賠償，本質上是一個侵權案件，不論訴訟以誰為被告，損害如果影響在中國領土內(nèi)，作為侵權結果地法院的中國法院，當然有管轄權。

本國訴訟的障礙

盡管中方有權索賠，并且中國國內(nèi)法院有權管轄，但在本國境內(nèi)進行起訴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實際障礙。

兩方面原因讓中國國內(nèi)訴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實際價值：其一，如果以東京電力公司為被告，實際意義不大，因為東電在本輪危機中已經(jīng)無力支付所有賠償，是否會破產(chǎn)尚未明朗，再加上其在中國境內(nèi)沒有業(yè)務，因而缺乏可供訴訟保全和執(zhí)行的財產(chǎn)；另一方面，如果以日本政府為被告，則馬上會遇到國家主權豁免的難題，來自“平等者之間無管轄”這一古老法律諺語的力量足以阻擋針對日本政府的任何訴訟。

退一步講，如果索賠訴訟發(fā)生在日本，法律適用方面也存在很難逾越的困擾：核污染的行為很明顯，但任何損害賠償?shù)脑V訟必須以受害者遭受的損害為前提，同時必須證明損害和侵權行為之間存在確定的因果關系。如何證明在核素經(jīng)過了海洋水體數(shù)千公里之后還能對中國的個人產(chǎn)生必然發(fā)生的損害，在技術上極為困難。

因此，記者預計，不論在國內(nèi)還是在日本，索賠訴訟未必會發(fā)生；即便發(fā)生也十有八九會敗訴。敗訴的原因未必是日本法院不公正，畢竟損害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證明，是個世界級的難題。

向美國學習

人道主義援助是一回事情，環(huán)境損害賠償卻是另一回事。福島核污染事故已經(jīng)發(fā)生兩月有余，中國受害者的保護問題似乎始終沒有受到重視，有關部門三緘其口，不能不說是非常遺憾的。在如此復雜的背景之下，面對如此“狡猾”且老到的日本政府，我國公民很難以個人之力討到一點便宜。

如何應對外來環(huán)境損害，美國政府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欽佩和借鑒。墨西哥灣鉆井平臺泄漏事件不久，奧巴馬政府就與英國石油公司達成了成立賠償基金的協(xié)議。盡管賠償基金數(shù)額頗受非議，盡管奧巴馬政府的行動效率廣遭病垢，但這種以政治手腕為途徑，以國家實力為后盾的行動，還是保證了至少受害的美國人不用費勁地去法院起訴就能得到數(shù)額不菲的賠償；一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在此顯露無余。

如今我們面臨的情況比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復雜得多，國家行動的難度也要大得多。但我們都應該明白，效果如何沒有人能保證，行不行動是一個是否“怠工”的態(tài)度問題。

當下一個問題非常值得關注：日本政府已經(jīng)就核泄漏事故展開有關賠償?shù)墓ぷ鳎�但對于在日本居留的外國國民，是否以及如何賠償，似乎并沒有明確的說法。對中國來說，日本是極其重要的一個鄰國，在日本長期居留的中國人數(shù)量極為龐大。日本政府在賠償過程中，對于數(shù)量龐大的中國國民能否采取一視同仁的非歧視態(tài)度，我們對此實在無法抱有樂觀的態(tài)度。也許最終得到的賠償數(shù)量很有限，但平等與否既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感情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