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發(fā)生后，日本全國掀起反核浪潮。最新的一項民調顯示，日本超過70%的民眾反對核電站重新運轉，8月，民眾在東京召開大型集會，要求全國的核電站停止運行。日本《每日新聞》稱，停止核電站運轉所需成本費用高達3兆日元，2012年全國面臨至少一成電力短缺。日本由此陷入“脫核”與電力不足的夾縫，進退兩難。

為順應民意，剛剛下臺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7月提出日本要實施脫核電政策。近日，日本脫核電政策日漸明晰，國會通過了《再生能源特別法案》。法案規(guī)定，日本將逐步減少核電使用，并最終停止使用核電。從2012年7月開始，全國各電力公司都必須用自然能源發(fā)電。

資料顯示，日本目前的核電占到全國總發(fā)電量的29%。如果要降低對在整個電力構成中占三成的核電的依存度的話，何以填補能源缺口，替代能源如何解決，如何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等，《再生能源特別法案》顯然缺乏綜合戰(zhàn)略，也沒有具體化的路線圖，被媒體斥之為未經(jīng)充分醞釀的“空論”，是“不負責任”的。

作為一個大方向，核電將本著“減法原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逐漸削減，同時提高風能、太陽能等自然清潔新能源的份額，直至將核電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乃至最終消亡，雖然已不存在太多的爭議，卻有待政策的細化。至于說廢核最終能否成為日本國家戰(zhàn)略的選擇，可望在多長的時間內實現(xiàn)，在現(xiàn)實操作層面尚存在諸多阻力，有些問題不大，可有的問題卻牽涉到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深層機制，被認為是尾大不掉。

一是能源缺口如何填補的問題。這曾是反廢核派的最有力立論，卻被證明是一個偽問題：震后，全國54座核反應堆中，35座已然停堆，到8月還有5座要檢修停堆，而巨大的電力缺口在今年夏天“猛暑”中，并未造成太大問題。人們發(fā)現(xiàn)，電力總量雖然減少了1/4，但減少的部分原本就是“多余”的。當然，如短期內核電進一步削減的話，也許會對國民生活帶來一定影響，但這就要看代替能源問題如何解決了。

二是自然新能源產(chǎn)業(yè)的孕育和成長問題。核電的削減有賴于風能、太陽能等自然新能源的成長，而由于長期產(chǎn)業(yè)政策等原因，目前這一塊所能提供的電力僅占區(qū)區(qū)1%，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此前由于日本國家能源戰(zhàn)略向核電過度傾斜(所謂“原子力行政”)，對新能源的投入不夠，以至于未能成為支柱產(chǎn)業(yè)。隨著能源戰(zhàn)略和產(chǎn)業(yè)政策的調整，該產(chǎn)業(y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第三個問題是最重要的，真正是日本的難言之隱，故至今未見端上臺面：過剩的核電制造能力的消化問題。隨著半個多世紀的持續(xù)開發(fā)，日本核電技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國際核電企業(yè)以日系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日立―美國通用、東芝―美國西屋、三菱―法國阿�，m。大約從五六年前開始，無論哪國制造商中標，日企的份額都是被確保的，國際核電市場的“東洋勢力”已成為最重要的存在。而日本自己便在這個市場中處于僅次于美法的第三位，其內需本身便是維系其制造能力的關鍵之所在。倘若這塊蛋糕逐漸“縮水”以致消失的話，幾家日系跨國公司的強大到過剩程度的研發(fā)、制造能力將如何消化、轉型，對日本來說是最頭痛的問題。

其實，“3·11大地震”從某種意義上說，讓日本“因禍得福”。地震、海嘯、核事故“三位一體”的地獄試煉，讓日本人看到了經(jīng)濟與科技發(fā)展的界限，客觀上成了全社會反思戰(zhàn)后消費主義文化和發(fā)展模式的契機。這種空氣對人的改寫是深刻的、持久的。這方面，震后美國東方學者唐納德·金的話頗具代表性：“讓核電消失，是安全的。我覺得，當下的日本正面臨一種選擇：是接受基于清算此前消費方式的、面向新時代的耐貧乏生活，還是一味拒斥，以至于將來面對更大的環(huán)境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