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大V為人民幣服務讓騰訊扒了底褲，但好消息是約翰•華納梅克的廣告界哥德巴赫猜想終于有答案了，“我花在廣告上的錢有一半被浪費掉了，糟糕的是，我不清楚是哪一半。”現(xiàn)在你知道了。

但大V的道德淪陷，一飛沖天的房價有很大責任。

單價15萬的6平米鴿籠房居然因為88萬的低總價炙手可熱，可見“居者有其屋”的觀念如何深入人心，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杜甫能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名句，已經(jīng)充分暴露了“寒士”對家的向往。

對今天的大多數(shù)媒體人來說，用稿費買房簡直是天方夜譚，但這個“理想”早在60年前就被草根作家劉紹棠用一支禿筆變成現(xiàn)實，那時的他因在北京買房而轟動一時，還敷衍出一個被傳得像模像樣的“為三萬元奮斗”的故事！

劉素有神童之稱，以那時還歸屬河北的通縣為藍本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大運河鄉(xiāng)土文學”，10歲寫出五冊長文《西海子游記》，1951年初中沒畢業(yè)就被調(diào)入河北文聯(lián)，1954年保送北大中文系深造，就學期間深受肖洛霍夫影響，1955年發(fā)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運河槳聲》，是著名作家孫梨的愛徒，1956年加入作協(xié)時，是中國最年輕的作家。

少年成名，難免目中無人，劉紹棠在1956年到1957年遭到批判，除了如周揚所說，“不知天高地厚”的對文藝問題“屢發(fā)謬論”，主要還因為生活上的高調(diào)。

劉紹棠善飲，酒后常發(fā)奇想，某次對作家好友、同為河北老鄉(xiāng)的叢維熙談到，“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后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塌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劉做此言，主要因為他和叢維熙是當時北京青年作家中不拿工資而只靠稿費生活的少數(shù)人，但話中志趣頗觸時忌，茅盾指他有“嚴重的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郭沫若借民諺罵他，“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文人相輕也還罷了，真正讓劉紹棠成為眾矢之的的是他的稿費炒房。

1956年，劉喜得一子，遂在北京西城區(qū)光明胡同45號覓得一處沒有北房的三合院，房子面中南海而背故宮，頗得古今之氣，書齋雖小，號為蟈籠，但外加廚房、廁所和儲藏室各一間，院內(nèi)并有棗樹5棵，槐樹5株，還算寬敞，賣主索值2000元，在當時也算駭人聽聞，而劉紹棠并不還價。如此大手筆，自然引得記者造訪，好友登門，這所小院儼然北京文壇一景，而說到底，這都是高額稿費的功勞。

20世紀50年代，中國千字稿酬分別為15、18和20元，出書時每3萬冊為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稿費翻倍，而劉的中篇小說《夏天》，11萬字，千字按18元計酬，印了4個定額10萬冊，單篇收入8000元，足夠買下4所相同的房子。另一部《瓜棚記》，2.6萬字，印了6個定額17萬冊，稿費翻到千字108元的驚人水準。

可見，劉紹棠的“為三萬元奮斗”并非遙不可及。

依劉紹棠的本意，原沒興趣買房，他那時與幼年同學曾彩美結(jié)婚，愛妻有喜，而劉既不拿工資，當然也無處申請住房，一家九口蝸居在劉父租下的前門鮮魚口玄帝廟胡同，后來看到老輩作家丁玲、老舍、趙樹理、周立波等人紛紛在京置業(yè)，這才一擲千金。(責任編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