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打假”再次成熱門話題。除了政府工作報告連續(xù)6年將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列入年度工作重點外，在3月5日的“部長通道”上，國家市場監(jiān)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將“實行最嚴厲的懲罰”，使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張茅這一表態(tài)讓人充滿期待：我國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最嚴處罰，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

公眾苦假貨久矣。這些年，冒用、偽造他人商標、標志的產(chǎn)品，冒用他人特有名稱、包裝、裝潢、廠名廠址的產(chǎn)品，冒用優(yōu)質(zhì)產(chǎn)品質(zhì)量認證標志和生產(chǎn)許可證標識的產(chǎn)品，以及各種各樣的偽劣商品，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讓相關企業(yè)的利益損失慘重，也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嚴重干擾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環(huán)境，讓“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蒙受陰影與損失。它們?nèi)缤�過街老鼠，人人都在喊打，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就在呼吁國家實行最嚴厲的懲罰。

實際上，早在2013年5月，國務院召開的一次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指出，要重拳打擊違法違規(guī)行為，讓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價；2016年5月11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建立企業(yè)黑名單、懲罰性巨額賠償?shù)戎贫取?/p>

國務院在2017年1月發(fā)布的《“十三五”市場監(jiān)管規(guī)劃》，明確提出探索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依法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這些都可以視為使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國家態(tài)度、頂層依據(jù)。

使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確實不能再等。多年來，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打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潤太高，違法成本太輕。國家質(zhì)檢總局原副局長劉平均曾透露：“前幾年我負責打假執(zhí)法分管的時候，曾有銷售白酒的電商告訴我，假冒茅臺50年陳釀，利潤比販毒還高！”“對于假冒偽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沒抓住，他們都能牟取暴利。”這就不難理解制售假冒偽劣案件為何多是慣犯、累犯所為了。

馬云也曾公開表示：“目前法律體系的滯后對假貨行為構不成威懾，也為權力尋租留出了巨大空間。”我國法律規(guī)定，制假售假案值5萬元以下沒有刑事責任；5萬元以上的頂多判7年。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釋，嚴重脫離實際，結(jié)果是今天99%的制假售假行為不了了之，200萬元的案值罰20萬元，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卻無人真打。

只有提高了制售假冒偽劣的違法犯罪成本，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他們便不能東山再起。在英美法等國家，讓制售假冒偽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辦法之一，就是實行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如1999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定，向兩名婦女和4個孩子賠償49億美元，理由是該公司明知油箱存在問題，但為了利潤卻不進行修改。而我們對制售假冒偽劣的處罰，有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難以產(chǎn)生遏制作用。

要使假冒偽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我們的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必須盡快建立并實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欺詐雖作出“假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規(guī)定，但與高企的維權成本相比，這些補償遠遠不夠。何況“假一賠三”遠遠稱不上懲罰性巨額賠償。如今打擊假冒偽劣，是到了創(chuàng)新制度的時候，比如巨額懲罰制度、內(nèi)部舉報人制等。(責任編輯：方向)